从一开始，避孕套的预防效果就受到质疑，因为用以预防怀孕的年失败率通常高达10%左右。艾滋病病毒远比精子小，可以透过生殖器官粘膜和肛肠粘膜入侵，通道无数，远较精子进入输卵管这条唯一通道多得多。
艾滋感染向“零”迈进有无可能?在中国当前的国情下，最有效的防艾教育方式是怎样的?
中国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第一人
朱琪今年79岁，精神矍铄，现在还担任北京大学医学部性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1987年进卫生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1999年从性病艾滋病研究室主任岗位上退休后，又任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多年，至今仍关心和参与防艾教育。27年里他参与并见证了我国抗击艾滋病的历程。
1981年美国艾滋病流行后，他就开始关注并收集资料。1987年到中健所时，中国还没有发现艾滋病。那一年，他发表了《艾滋病与生活方式》，资料完全来自美国，他把重点放在人的行为而不是艾滋病毒上。这是国内最早的防艾文章。
1988年11月，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在马尼拉召开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会议，受卫生部委派，朱琪等三人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他被推选为会议主席。
朱琪提出：在艾滋病刚开始出现时，人类有可能依靠传统的性道德在较短时间内遏止其流行，而避孕套不可能。性自由造成的性乱，严重破坏了人体生殖道正常微生物的生态平衡，导致了性病艾滋病的流行，还促使新的性病病原体不断形成。性道德是人类祖先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以无数生命为代价总结出来的科学成果，除了可以预防过去和现在的性病，还可以防止未来出现新的性病。抛弃了传统的性道德，也就丧失了人类预防性病的最大优势———
最后一道坚固的防线。
会议后朱琪参与了我国第一个世界艾滋病日的健康教育工作，1988年12月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提倡和遵守性道德使人类免遭艾滋病之祸》，为此他被称为中国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第一人。
上世纪曾有世卫专家预言：到2010年时，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会超过1000万。根据联合国驻华机构公布的数据，2013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5万人，加上已经染病死亡的24万人，总数应在百万人左右。2014年数据虽尚未公布，但这一预言其实早已落空。
朱琪欣慰地说，这主要是老祖宗的文化福荫，中国是一个视儒家思想为传统的国家，两千多年的伦理道德观念仍在顽强地抵御着性自由逆潮，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恪守着传统、本分的健康生活方式，这是我们国家预防艾滋最大的软实力。
“安全套”不能实现“零迈进”
“‘安全套’这个名称是错的,”朱琪笑谈，在美国，没有“安全套”的概念，英语condom是以17世纪一位英国医师约瑟夫·康德姆(JosephCondom)的姓命名的，“称它避孕套还可以，称它安全套，太夸张了!”
朱琪等专家曾考察过国外的一些情况，在一些艾滋病已经流行起来的国家避孕套还是有效果的，但也不能保证彻底阻断传播。
10多年前，退休后的朱琪参加一次世界艾滋病日的街头宣传，主办方请了一位演艺界大腕到场，在大街上宣传和分发“安全套”。会下朱琪问赞助厂商，公益活动，大腕不用出场费吧?厂商回答不要出场费，但车马费还是要的。朱琪问这次给多少，厂商伸手展开五指，说是五万。惊得朱琪说不出话来，心想买飞机票够绕地球好几圈了。“我如果推广‘安全套’，早发财了。”朱琪笑着说。
朱琪认为，在高危人群中推广避孕套是必要的，但仍然要把性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改称“安全套”引起心理误导对防艾很不利。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美国一直执行大力推行避孕套的政策，但是美国性病艾滋病严重流行的事实表明了这一政策的失败，尤其是对青少年进行的“安全性行为”教育更是严重失败。为此美国政府从1996年起开始对青少年实行没有婚前性行为的禁欲教育，一直延续了15年以上，但是没有成功，最后不了了之。原因是美国社会上色情信息狂轰滥炸，半个世纪的性自由生活方式积重难返。
朱琪介绍说，从一开始，避孕套的预防效果就受到质疑，因为用以预防怀孕的年失败率通常高达10%左右。艾滋病病毒远比精子小，可以透过生殖器官粘膜和肛肠粘膜入侵，通道无数，远较精子进入输卵管这条唯一通道多得多。另外，怀孕还受年龄和排卵时间等限制，而艾滋病病毒感染不受任何限制，加上避孕套的质量、是否能坚持每次都用等多种因素影响，都决定了感染艾滋病病毒比怀孕容易实现。因此，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的失败率会远高于预防怀孕。同时，受利益驱使生产的避孕套质量更是难保“安全”。
中小学“安全套教育”往往是有害的
许多人都见过这样的报道：某某学校进行防艾宣传，给香蕉套避孕套。对此，朱琪一直坚决反对，认为这不是性教育，是“性教唆”。
他质问：你们调查过没有，在套香蕉时，周围有多少孩子从害羞，一下子转变成性冲动反应?
他引用一个心理学例子。一个人有洁癖，心理医生用“满灌疗法”治疗，把他的手强按在一些其实并不脏的脏物里，患者开始惊恐得挣扎大叫，事后却看到手一点问题也没有，他的洁癖也就此消失。被打掉的羞耻感是孩子们最重要的心理防线。
朱琪认为这样的防艾教育害处有四：一、唤醒了还不懂得什么是性行为的青少年，使他们产生对避孕套的好奇心和尝试性行为的欲望;二、接受过传统性道德教育的青少年并非没有性冲动，而是受到了自我克制。“安全套”教育会激起他们对不应该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正确观念产生怀疑，甚至动摇，削弱了自我克制能力，还有可能去尝试性行为;三、对于已经具有强烈性行为欲望，但还不敢尝试的青少年来说，原因是有三怕：怕学校处分;怕父母反对;怕怀孕和性病艾滋病。由于“安全套”教育是在学校进行的，学生会认为学校并不反对他们有性行为，消除了学校处分的顾虑;也因为在学校推行“安全套”教育，学生就有了理直气壮地拒绝父母反对性行为的理由;再由于只讲“安全套”安全可靠，不讲或很少讲失败风险，这就从心理上解除了对怀孕和性病艾滋病的畏惧。三个引起惧怕的因素一旦同时消失，学生们便有了性的行动自由。四、少数尝过禁果的学生，原来因自己的越轨行为不安，此时一扫而光。他们的性活动不但会越来越活跃、公开，而且还可能向同学介绍经验，成为教唆者。
朱琪说，有人说堵不如疏，堵是性道德教育，疏就是“安全套”教育。其实科学的性道德教育，讲清楚不应有婚前性行为的种种科学道理是更好的疏，只有空洞的道德说教才是堵。
有人反驳：你说教孩子们用“安全套”就会引起放纵，那么讲消防知识会不会引发放火?
朱琪说，放火与性尝试是两个概念，人有趋利避害本能。性是人的本能，青少年本来就有对性的欲望，受到“安全套”教育诱惑后，必然趋利。相反，火是灾害，玩火柴的小孩挨一次烫就再也不敢玩火。纵火引起火灾，伤人毁物，是犯罪，学生当然避害。这种违背科学的理由，似是而非，居然还迷惑了许多人。
性道德教育是向“零感染”迈进的唯一途径
朱琪一直关注着曾是非洲艾滋病发病率最高的乌干达，该国家大力推行避孕套，但没能遏止艾滋病不断攀升。后来，一位美国学者在那里从小学开始推行性纯洁教育，乌干达总统很支持。十多年后，受性纯洁教育的孩子们成长起来，乌干达艾滋病高发的状况迅速扭转。而在日本，从中小学的禁欲教育改为“避孕套教育”后，青少年的艾滋病感染率大幅度攀升。
美国艾滋病的流行是六七十年代性解放的恶果之一，美国的《金赛报告》起到了推动作用。有人认为金赛开辟了“现代性科学”，但也有许多美国学者认为，《金赛报告》给美国社会道德带来了极大破坏。最近，他与一位同事合译的《金赛：罪行与后果》将正式出版，作者是美国人。
朱琪说，必须传承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传统性道德教育，知礼、知耻、节义、敬畏生命、敬畏自然。其中有着深刻的科学内涵，亟待我们用现代科学去进行诠释。重视传统文化是很好的事情，遵循伦理道德，是向“零感染”迈进的唯一途径。
禁毒相关
是指预防和惩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或者说,运用行政法令和群众监督的力量，促使吸食或注射鸦片和代用麻醉剂者戒绝瘾癖，限制和取缔种植、收贮、制造、转运、贩卖毒品和毒具行为的一项社会风俗改造工作。又称禁烟禁毒。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惩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秩序，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根据医疗、教学、科研的需要，依法可以生产、经营、使用、储存、运输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第三条 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履行禁毒职责或者义务等。
